为什么说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的“自觉时代”？

鲁迅曾经说过，魏文帝曹丕“着有《典论》……那里面说：‘诗赋欲丽’……他说诗赋没必要寓教训，他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，用近代的文学眼光来看，曹丕的那个时代可说是‘文学的自觉时代’……”(《而已集·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》)所说“诗赋寓教训”是儒家的主教化的文艺把文学自儒家经典的附庸中解放出来，因此出现了“诗赋欲丽新的文学自觉时代”。等到了晋朝，陆机又提出“诗缘情而绮靡(细致华丽)”(《文赋》)。“或析文以为妙，或流靡(音节调利)以自妍。”(《文心雕龙·明诗》)刘宋的山水诗又以“俪采百字之偶，争价一句之奇，情必极貌以写物，辞必穷力则追新”(同上)。南齐“永明体”诗又在声韵上讲究四声，为了避免八病，追求对仗。魏晋时代又形成作诗的讲求对偶、大量用典故、讲究压韵与雕琢文辞的骈体文，直到南朝时又形成彬彬之盛的局面。上面这些文学史现象都说明魏晋南北朝的确是中国文学的“自觉时代”。